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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李觏评传》——三、李觏与叶适

  • 时间:2017-05-29 21:22:52         
  • 三、李觏与叶适

    朱熹基于相同的理由,在反对陈亮所代表的“永康之学”的同时,又极

    力反对叶适所代表的“永嘉之学”,把“永嘉之学”诬之为“大不成学问”

    的学说。由此引发了叶适与朱熹的争论。

    叶适所代表的“永嘉学派”在南宋时期是一个有重要地位和思想影响的

    学派,尤其是他继承李觏的义利并行、王霸并重的功利之学,与当时的“浮

    论”相对立,而为人们所推重。黄宗羲说:

    黄溍言“叶正则推郑景望(郑伯熊)、周恭叔(周行己)以达于程氏,若与吕氏(吕

    祖谦)所同自出。至其根抵《六经》,折衷诸子,凡所论述,无一合于吕氏,其传之久

    且不废者,直文而已,学固勿与焉。盖直目水心为文士。以余论之,水心异识超旷,不

    假梯级??。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,所言不无过高,以言乎疵则有之,若云其概无所闻,

    则亦堕于浮沦矣。①由于理学、心学的“浮论”,在南宋颇为流行,故

    叶适以实事实功之学与之对应,并欲废浮论而代之。

    叶适继承和发展了李觏以来的事功学说,积极提倡功利之学。全祖望说:

    “永嘉之学统远矣,其以程门袁氏之传为别派者,自艮斋薛文宪公始。??

    又自成一家,??以求见之事功。”①就是说,永嘉之学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。

    全祖望指出:其来自袁氏(按指袁溉,字道洁)。关于袁溉为学宗旨,黄宗

    羲说:“道洁之学,自《六经》百氏,下至博弈小数、方术、兵书,无所不

    通。先生(按指薛季宣)得其所传,无不可惜之用也。”黄百家亦说:“季

    宣既得道洁之传,加以考订千载,凡夫礼乐兵农,莫不该通委曲,真可施之

    实用。又得陈傅良继之,其徒益盛。此亦一时灿然学问之区也。然为考亭之

    徒所不喜,目之为功利之学。”关于“永嘉之学”的为学要旨,黄宗羲说:

    “永嘉之学,教人就事上理会,步步著实,言之必使可行,足以开物成务。”

    ②《宋元学案》卷五十二《艮斋学案》称郑伯熊、郑伯英兄弟是薛季宣的“讲友”,而叶适、陈亮为其“学侣”,叶适是郑伯熊的弟子。由此可见,叶适和陈亮的学术思想,可谓同出一源、旨趣相同,在宋代的一个思想源头,则是李觏的思想。陈亮对叶适是十分恭维的:“陈同甫与吴益恭书曰:“??正则俊明颖悟,视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,但力量不及耳,此君更过六七年,诚难为敌,独未知伯恭(按指吕祖谦)如何。”③至于全祖望所说:“永嘉以经制言事功,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。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,其学更粗莽抡魁,晚节尤有惭德。”①恐怕未必尽然,究其实陈亮、叶适的事功之学,与李觏不无思想渊源关系,这是前代学者所忽略的历史事实,亦可能是正统派儒学者的观念所致。

    叶适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,在南宋有巨大影响。全祖望说:“永嘉功利之说,至水心始一洗之。然水心天资高,放言砭古人多过情,其自曾子、子思而下皆不免,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。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,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。乾、淳诸老既殁,学术之会,总为朱、陆二派,而水心龂龂

    ① 《宋元学案》卷五十二《艮斋学案》。 ② 《宋元学案》卷五十二《艮斋学案》 ③
    ① 《宋元学案》卷五十六《龙川学案》。

    《宋元学案》卷五十五《水心学案》下《附录》)。

    龂其间,遂称鼎足。”②说明叶、朱、陆之学,成为三足鼎立之势。应当说,叶学针对南宋积弊所论,对于当时社会的现实价

    值是更为有意义的。综观叶适的全部思想,在许多方面都与李觏相近、相同,就理财富国、

    富国强兵、改革弊政而论,更是如此。下面仅就此作简要说明。李觏立论,言必《周礼》,叶适为学,亦是如此。他们都从《周礼》中

    吸取思想材料,发挥自己的见解。叶适说:

    《周官》言道则兼艺,贵自国子弟,贱及民庶皆教之。其言“儒以道得民”,“至德以为道本”,最为要切,而未尝言其所以为道者。??今且当以“儒以道得民”,“至德以为道本”(按《宋元学案》卷五十四《水心学案》上,此二句概为《周礼》)二言为证,庶学者无畔援之忠,而不失古人之统也。以《周礼》为标的,而提出一

    系列的治国理财主张。于中可见叶适与李觏之相同处,当然亦应当看到他们的不同之处。仅就他们思想的相近、相同处而言,有以下诸端。

    第一,抑兼并,均贫富。李觏曾提出“抑兼并”,“平土田”的主张。叶适亦针对南宋大地主集团兼并大量土地,使农民及中小地丧失土地,形成“贫贱富贵”“踰越”“愈大”的情况,而提出“为国之要,在于得民。民多则田垦而税增,役众而兵强。田垦税增,役众兵强,则所为而必从,所欲而必遂”②的主张。他认为,应当抑制土地兼并的扩大,使民有地而耕种,做到官无遗地,民无遗力。他说:

    臣每见今之吏所谓劝农者,未尝不窃叹也。夫官有田而民不知种,有地而民不知辟,

    故使吏劝之。今其有者厚价以买之,无者半租以佣之,是容有情游者也。故有求农而不

    得地,无得地而不农也。官无遗地,民无遗力。??朝廷当为之立法以来农民,而使之

    从事焉耳。??为民田者,无所用劝;为官田者,徒劝而不从。③叶适认为,由于

    土地非农民所有,所以欲耕者无地,有田者不耕,政府虽发表文告,派出官吏劝民耕种,但却没什么效果,最好的办法是使民有田而知耕,不使土地过于集中在少数不耕而食之人手中。在叶适看来,许行所提出的“贤者与民并耕而食,饔食而治”的思想,“虽非中道”,们比“刻薄之政”①要好得多,因此他主张均平。他说:“儒者好远谋,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,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,使其民皆得其利。夫抑兼并之术,吏之强敏有必行之于州县者矣。”②叶适虽然认为,由于历史发展了恢复井田制已不可能,不可行(这与李觏思想不同),但不能使贫富差距太大,朝廷应因时施制,观世立法,使天下“无甚富甚贫之民,兼并不抑而自己,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。”③这样就可以得民、养民、治民。

    第二,理财富国,言利为义。叶适指出,自古以来,明君贤臣,没有不重视理财,没有不讲求理财的,为什么当今却把理财富国之大计,而视为属

    ② 《宋元学案》卷五十四《水心学案》上。 ① 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七《周礼》。 ②

    《水心别集》卷二《民事中)。

    ① 《宋元学案》卷五十四《水心学案》上。 ② 《水心别集》卷二《民事下》。 ③ 《水心别集》卷二《民事下》。

    于“小人”之事呢?就在于他们不理解理财之义,不能正确理财。他说:

    理财与聚敛异,今之言理财者,聚敛而已矣。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,自周衰而义失,

    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,故谓之理财。??故君子避理财之名,而小人执理财之权。夫君子不知其义而徒有仁义之意,以为理之者必取之也,是故避之而弗为。个人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敛之资,虽非有益于己而务以多取为悦,是故当之而不辞,执之而弗置。而其上亦以君子为不能也,故举天下之大计属之小人。??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者,大禹、周公是也。古之人,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。若是者,其上之用度,固已沛然满足而不匮矣。后世之论,则以为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也。圣贤诚不为利也,上下不给而圣贤不知所以通之,徒曰“我不为利也”,此其所以使小人为之而无疑欤!??然则奈何君子避理财之名,苟欲以不言利为义,坐视小人为之,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!徒从其后频蹙而议之,厉色而争之耳。然则仁者固如是耶?叶适认为,古代圣君贤臣也是重视理财的,讲求财利的。他们为了聚集天下之人,给万民以衣食住行之利,而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。古代的圣君贤臣,没有不是善于理财者,理财为民,这就是仁义之举。可是周朝之后,由于人们不理解理财为民是善德之义,而把理财与聚敛混为一谈,认为理财就是聚敛民财而供上用,因而“君子避理财之名,而小人执理财之权”,小人聚之愈甚,就愈败坏了理财之名、之义,从而使“民之受病,国之受谤”。由此而产生一种理论,“以为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”,于是便以“我不为利也”,而不理财,并“以不言利为义”,从而“坐视小人为之”,又在后面“议之”,“争之”。叶适针对这种迂腐之论,反复指斥其非、其谬。他指出,由于这种思想流行,而使国家财力匮乏,“财用不足”,造成国家内忧外患。为了解决这个当今之大事,叶适便考古论今,以古喻今,古为今用。他说:“财用,今日大事也,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。欲尽究今日之本末,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。盖考古虽若无益,而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故也。夫财之多少有无,非古人为国之所患,而今世乃以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,此其说安从出哉?”

    ①因此,叶适注意研究理财和功利问题。

    叶适的功利之学,遭到朱熹的反对。朱熹认为:“永嘉学问,专去利害上计较。”②朱熹还以董仲舒的“正其义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的重义轻利思想批评叶适的功利之学。朱熹说:“不正其义而谋其利,不明其道而计其功。不知圣人将死,??是岂徒然。”③对此,叶适反驳道:

    “仁人正谊不谋利,明道不计功”,此语初看极好,细看全疏阔。古人以利与人而

    不自居其功,故道义光明。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,既无功利,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;

    然举者不能胜,行者不能至,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。④叶适认为,自古以来,

    仁人君子,谋利而不谋个人私利,计功而不自居其功,这就是道义光明之所在。如果只讲义不谋利,只明道不计功,既无功利,又无道义可言,这种道义只能是一种空言虚语,于国家、人民毫无意义。

    第三,减轻赋役,兔除苛税。与理财富国,言利为义思想紧密相关的是

    ① 《水心别集》卷二《财计上》。 ① 《水心别集》卷十一《财总论一》。 ② 《朱子语类》卷三十七。 ③ 《朱子语类》卷八十三。

    叶适针对当时国家的重徭役、苛赋税,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之弊,而提出减轻赋役,免除苛税,实行宽民之政的主张。他在抨击宋廷不会理财,只会敛民,不顾人民死活的同时,告诫统治者不要“病民”,要量入为出,减轻人民的负担,要实行德政,不要实行恶政。他在开禧二年(公元1206 年)《上宁宗皇帝劄子三》中,作了具体的说明:“臣窃观仁宗、英宗,号极盛之世,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虏,盖以增兵既多,经费困乏,宁自屈己,不敢病民也。王安石大挈利柄,封椿之钱,所在充满。绍圣、元符间,拓地进筑而敛不及民,熙、丰旧人矜伐其美。??于是蔡京变茶盐法,括地宝,走商贾,所得五千万,内穷奢侈,外炽兵革。宣和之后,方腊甫平,理伤残之地,则七色始立;燕、云乍复,急新边之用,而免夫又兴。自是以来,羽檄交警,增取之日,大者十数,而东南之赋,遂以八千万缗为额焉。多财本以富国,财既多而国愈贫,加赋本以就事,赋既加而事愈散。??近者国用置司,偶当警饬武备之际,外人但见立式太细,钩校甚详,不能无疑,谓将复取,臣独以为不然。何者?‘名实不欺,用度有纪,式宽民力,永底阜康’,此诏书也。两浙盐丁既尽免矣,方以宽民,而何至于复取乎!参考内外财赋所入,经费所出,一切会计而总核之,其理固当。然臣谓国家之体,当先论其所入。所入或悖,足以殃民,则所出非经,其为蠹国审矣。今经总制、月输、青草、折估等钱,虽稍已减损,犹患太重,趁办甚难,而和买、折帛之类,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。贪官暴吏,展转科折,民既穷极,而州县亦不可为矣。以此自保,惧无善后之计;况欲规恢,宜有大赉之泽。伏乞陛下特诏大臣,使国用司详议审度,何名之赋害民最甚,何等横费裁节宜先;减所入之额,定所出之费,不须对补,便可蠲除;小民蒙自活之利,疲俗有宽息之实。陛下修实政于上,而又行实德于下,和气融浃,善颂流闻,此其所以能屡战而不屈,必胜而无败者也。”①叶适历数宋王朝聚敛财富,重赋苛税和贪官污吏横行无忌之弊,而造成民不聊生,小民无法活下去的现实,如此下去,不仅小民不得活,而南宋王朝自身亦难保,更不要说“中兴”复国,“规恢”大业了。只有量入以为出,取民而有制,轻役而薄赋,节省开支,宽省民力,实行德政,惠洽万民,方可转弱为强,不战而胜,立于不败之地。

    叶适主张轻役薄赋,不仅要废除或减轻“和买、折帛之类”,而且要大

    大减轻田赋租税,古代实行“什一而税”,现在应当减至二十而一或二十而

    一。他说:

    儒者争言古税法必出于十一,又有贡、助、彻之异,而其实皆不过十一。夫以司徒教养其民,起居饮食待官而具,吉凶生死无不与偕,则取之虽或不止于十一,固非为过也。后世刍狗百姓,不教不养,贫富忧乐,茫然不知,因其自有而遂取之,则就能止于十一,而已不胜其过矣,亦岂得为中止哉!况合天下以奉一君,地大税广,上无前代封建之烦,下无近世养兵之众,则虽二十而一可也,三十而一可也。叶适依据《周礼·天

    官冢宰》的税制,针对宋朝税制之重,而提出轻赋薄税的主张,旨在救国利

    民,这与李觏的有关思想是一致的,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。叶适在反对佛教、治军用兵等思想,亦与李觏有着极为相近、相同之处,

    在此不再详述。

    ① 《水心文集》卷一。 ① 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七《天官冢宰》。

    综观陈亮、叶适以其功利之学,在南宋时期与朱熹就“王霸义利”问题,展开了论争。就王霸义利而论,自古已有之,就其当时的争论而言,则是有现实意义的。在争论中,陈亮。叶适接过李觏的救世医国,经世致用之学,倡导义利并行,王霸并用之说,同朱熹的重义轻利,存理去欲之说,进行了反复的辩论。义与利。理与欲的关系问题,如何处理、摆正,不仅在历史上引起思想家的注意、重视,在当今依然是人们所应当思考、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。只讲“道义”不讲“事功”,只存“天理”灭绝“人欲”,人类社会不会正常发展;只讲“功利”不讲“道义”,只求“人欲”不存“天理”的人欲横流社会,亦不是正常的人类社会生活,我想还是以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“三不朽”和“尚义”“不急功近利”为好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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